19C Hong Kong Chinese Newspaper "Hsun Huan JihPao" (Published on April. 15, 1882)
19世紀香港《循環日報》- 15/4/1882 出版
"Hsun Huan JihPao" (1874-1963) is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in Hong Kong Owned by Chines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a Hong Kong Chinese called "Wang Tao" on February 4, 1874. It closed down in 1963.
循環日報 (Hsun Huan JihPao) (1874-1963)
《循環日報》是王韜於 1874 年 2 月 4 日創刊，由王韜自己擔任主筆，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獨立經辦成功的中文報紙。《循環日報》創刊時，香港其他中文報紙都是隔日出報，王韜堅持按日出報，名實相符。《循環日報》每天有由王韜執筆的政治評論專欄〈論說〉，他撰寫的這些論說主張變法自強，立論精闢獨到，開創政論風氣，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其他內容包括〈選錄京報〉、〈羊城新聞〉、〈中外新聞〉及〈香港憲示〉等新聞篇幅。創刊後五年，曾經提前於早一日的晚上出版，開晚報風氣之先。此報於 1963 年停刊。
《循環日報》的問世，無疑打破了過去報紙的傳統與作風，它揭開了“文人論政”的政論報紙的序幕。它將西方傳教士旨在改變中國人對外態度的傳播媒介－－報紙，轉而成為中國人自己論政的講壇（所謂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）。該報在積極介紹西方新知識、新制度及經常轉錄西方、西報的言論的同時，在必要時也給予無情的駁斥，並揭穿了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偽善面孔。它勸告其國人在這非常時刻，不可輕信傳教士的所謂放棄武器的理論，而應該時時提高警惕，加強軍備與海防。不僅如此，對於西人西報任何侵害中國主權的言論，該報也決不保持沈默。與此同時，主張駐外使臣搜集外國報紙的言論，並將之譯為華文寄呈總理衙門，從而使朝廷洞悉外情，而達到“通外情於內”之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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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開埠初期的報業市場
香港開埠至1881年，人口由二千人增至160,402，當中中國人口佔了150,690人，外籍人口只有9,712人。香港的英文報紙數量更是驚人，最早由英人出版並刊登廣告的英文半月刊為1841年創刊的《香港公報》(Hong Kong Gazette)，翌年，與《中國之友》(Friend of China)合併，更名《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》。而香港早年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刊是1845年創刊的《德臣西報》(China Mail)及1857年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日報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以及1881年出版的Hong Kong Telegraph（士蔑西報）。隨辦隨停的英文小報，更多達十四種。以人口比例計算，情況比起今天更為驚人。平均每三千多外籍人士便有一份英文報章，要是把十四種英文小報算進去，比例更高。中文報章的比例也很高，在150,690人口中，撇除了漁民、農村的文盲人口，只有104,463，可以閱讀報章的實際人口，遠比這個數字為低，大約為五、六萬之數，是比較實際的。這樣下來，每二萬名中國人，也擁有一份中文報章。主要的香港的中文大報有三份，即1858年出版的《香港中外新報》(初名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)、1872年出版的《華字日報》(Chinese Mail)及1874年出版的《循環日報》(Hsun Huan JihPao)。
此外，香港報章的市場和讀者，有相當一部份來自中國，以廣州及華南地區為主，讀者群也包括了內地的中國商人、英國商人、中國官員及知識份子。 例如1874年創辦的中文《循環日報》，它的發行網也印証了這個說法：《循環日報》的發行網包括：粵東省城故衣街恆和寶號、沙面瑞記洋行、東莞城勝聚寶號、廈門怡記洋行。其他地區還有上海、鎮江、漢口、澳門、日本、西貢、星加坡、舊金山等地。《循環日報》的言論，普遍受到中國官員的注意。上海的《申報》，還經常引述《循環日報》的新聞和評論。在香港出版的英文《中國叢報》Chinese Repository的發行數量，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趨勢。《中國叢報》月銷五百冊，當中有二百冊是發往中國，另外有154冊銷往美國。到了二十世紀三、四十年代，這種情況還是持續。
這時期的香港的中文報都仿效西報的版面安排，後來的中文報都以《香港中外新報》為模式，其版面編排為：第一版全版為貨價起落的商業訊息；第二版是中外新聞（其順序是《京報》、“本港新聞”、“外報新聞”以及轉載自上海等其他各地報紙的新聞等）；第三版續登載第二版未刊完的新聞，餘者為船期與廣告等；第四版全版為廣告。不過，在內容及言論立場方面，三大中文報都各有其特色，清楚地反映了如下的不同編輯方針和立場。三大中文報簡介如下:-
1) 《華字日報》(Chinese Mail)是1872 年 4 月 17 日創刊的一份香港老牌報紙，其前身為1871年以《德臣西報》（The China Mail）中文專頁形式出現的《中外新聞七日報》，由《德臣西報》副主筆陳靄庭所辦。在依附西人出版的一年中，其內容包括貨價行情、新聞、航運消息、告白、公司股份行情等。到了獨立出版的時候，更強調了辦報之目的，在「移風易俗，持清議」。此報一直經營到 1941 年香港淪陷前夕停刊，到 1946 年 4 月及 6 月兩度復刊，但由於財政困難，同年 7 月 1 日又告停刊，自此未再出版。
與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相比較，陳藹廷主持的《中外新聞七日報》在言論上就顯得較富有中國人的意識。該報當時雖然只是《德臣報》的中文專版，但編者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要沿著中國人的意向辦報。與此同時，陳氏也提出他對報紙的看法，強調新聞應該是“至新至真”的概念，對後來的中文報紙有著一定的影響。不過，該報畢竟不是中國人出資自辦的報紙，因此，儘管該報的言論並不像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那樣替英殖民當局說話，而是儘量為香港華民的利益著想，但始終只是停留在民生問題及對港民進行啟蒙教育等層次的問題上，而未對國家社會正面提出較強烈的主張，其編輯方針可以說是十分穩重的。
2) 《循環日報》(Hsun Huan JihPao)是王韜於 1874 年 2 月 4 日創刊，由王韜自己擔任主筆，是中國第一家由中國人獨立經辦成功的中文報紙。《循環日報》創刊時，香港其他中文報紙都是隔日出報，王韜堅持按日出報，名實相符。《循環日報》每天有由王韜執筆的政治評論專欄〈論說〉，他撰寫的這些論說主張變法自強，立論精闢獨到，開創政論風氣，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其他內容包括〈選錄京報〉、〈羊城新聞〉、〈中外新聞〉及〈香港憲示〉等新聞篇幅。創刊後五年，曾經提前於早一日的晚上出版，開晚報風氣之先。此報於 1963 年停刊。
《循環日報》的問世，無疑打破了過去報紙的傳統與作風，它揭開了“文人論政”的政論報紙的序幕。它將西方傳教士旨在改變中國人對外態度的傳播媒介－－報紙，轉而成為中國人自己論政的講壇（所謂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）。該報在積極介紹西方新知識、新制度及經常轉錄西方、西報的言論的同時，在必要時也給予無情的駁斥，並揭穿了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偽善面孔。它勸告其國人在這非常時刻，不可輕信傳教士的所謂放棄武器的理論，而應該時時提高警惕，加強軍備與海防。不僅如此，對於西人西報任何侵害中國主權的言論，該報也決不保持沈默。與此同時，主張駐外使臣搜集外國報紙的言論，並將之譯為華文寄呈總理衙門，從而使朝廷洞悉外情，而達到“通外情於內”之目的。
3) 《香港中外新報》前身是香港英文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(Daily Press) 於1857年的11月3日增出的中文晚刊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，為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。1873年才改稱《香港中外新報》。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可以說是當時香港繁忙商業社會（以“船”和“貨價”為中心與象徵）的產物，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打入古老封建王朝的中國，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副產品。隨著中西貿易的繁盛及中國商人階層（特別是與洋人貿易的買辦階層）的形成，社會上便出現了對商業訊息的迫切需求。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先是每週三次出版，後是每日出版“行情紙”，並於1873年更以“日刊”形態出版。這個過程充分地反映了“商業訊息”是促使中文報業早日從週三次刊進入日刊階段的主要原動力。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主持人“孖剌沙”之所以創辦英文報及試辦中文版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，基本上從經濟利益角度著眼。因為他意識到一個以“船”和商業為中心的港口城市，人們（包括日漸增加的華籍商人）對商業訊息的需求將與日俱增。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及其易名後的《香港中外新報》能夠生存與發展，反映了當時辦中文報已經不是宗教月刊時期的純粹“慈善事業”，而是有利可圖或有此潛能的行業。正是在上述“孖剌沙”的編輯方針引導下，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從一開始便具有十分濃厚的商業報紙的色彩與特徵。它除了重視商業訊息之外，也十分重視廣告和讀者的購閱。儘管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創刊背景與旨在傳教或宣揚西方文明優越性的宗教月刊（如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、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）等不同，作為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附屬的中文報，畢竟是英國人所辦，加以報紙內容主要取材自西報（特別是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），因此，它無法擺脫《香港孖剌沙西報》的影響。特別是在香港殖民地問題，英法出兵等真接影響英國利益的問題上，它完全站在英國人一邊，在一定的程度上扮演著英殖民當局的“官報”的角度。不過，在對待其他歐洲國家的問題上，該報在相對上就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，得以提出異議或批評。在中國國內的問題上，該報除了在關係到英國利害的問題時，對清廷政府極盡譏諷抨擊之能事之外，有時也對當局提出善意的批評，多少流露出中國人編者要求中國改革的願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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